1990至2000年，各種音樂風格百花齊放，在90年代，最受歡迎的音樂類型—即是嘻哈。90年代最成功的嘻哈風格包括紐約的Hardcore-Hiphop和洛杉磯的Gangsta rap 及G-Funk。所謂的嘻哈黃金時代（通常被認為是從1983年到1997年）在聲音上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別，但可以說製作、歌詞和敘事能力是嘻哈的基礎要素，再換句大家公認的嘻哈五大元素——饒舌、DJ、霹靂舞、塗鴉和Beatbox亦是，並不需要所有元素同時存在，但至少要有一個元素存在。嘻哈隨著從東岸開始，又於西海岸綻放、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製作的影響也開始加入其中，促使90年代—嘻哈黃金時代的繁華。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登上榜首的饒舌歌曲意外地是帶有政治信息、哲學思考的口吻內容。到了2000年代初，黑人民族覺醒和警察暴力等主題又從榜單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關於派對、車子和妹子等非政治性內容，究竟90年代發生了什麼事？
嘻哈音樂出現政治相關訊息作品年份表
（來源：CNS）
在您看到我們精選的四張90意識嘻哈專輯榜單之前，先不要問為什麼沒有A Tribe Called Quest、沒有Public Enemy甚至Common，礙於篇幅、個人喜好以及國內外黑膠庫存的條件下，我們將盡量以本文之四張專輯帶大家一窺那年代意識之覺醒（也同時是避免本文最後變成論文般的艱澀與攏長）囊括經典以及年輕網路一代的偏好，最重要的還是讓生耳朵們嚐到意識嘻哈的美好。
Del tha Funkee Homosapien
I Wish My Brother Geroge Was Here
Del，來自加州奧克蘭，這位文字遊戲大師僅僅18歲便創作了他的首張專輯《I Wish My Brother George Was Here（1991）。儘管Del幫派的家族背景，他的表兄O’Shea “Ice Cube” Jackson便是我們不用多言語得活生生證明，但他的音樂生涯卻是從完全不同的模子中造出來的。童年時期飽受虐待、打擊自信心的窘境。然而他堅持了下來，成為地下嘻哈界最受尊敬的 MC 之一，與 Hieroglyphics 的夥伴們一同奮鬥。從小家裏眾多funk卡帶的他，當他發現 Too $hort 時，他對饒舌的興趣急劇上升，因為那時 Too $hort 正開始領悟放克的醍醐味。
《I Wish My Brother George Was Here》就像是他作為一個局外人在灣區嘻哈世界中的遜咖日記：因為在因暴力悲劇著稱的奧克蘭裡，他是一個“怪咖”，打電動和看漫畫對他來說比任何幫派活動還有趣，Del所就讀的小學還算正當，然而調皮的小孩仍樂於模仿街頭上的Gang Sign、塗鴉Playboy雜誌的logo在牆上等等，Del不外乎也是其一，那時流行的KRS-One、Too $hort儘管在學校是嚴禁哼唱的，但Del當然不放眼裡，拼命地與小夥伴研究這個文化，最終一夥成為未來Del的密切夥伴。
Del（右下角）與他的快樂夥伴Hieroglyphics
《I Wish My Brother George Was Here》也是Del的團隊Hieroglyphics的首次亮相。儘管專輯在發行時評價不一，但好貨果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其與表兄Ice Cube完全對立的內容和對意識嘻哈的輕撫最終站上嘻哈史經典的高峰上。然而，Del對這張專輯感到不滿，因為最終它被慘遭”過度製作”。
主要原因是—執行製作人就是他的表哥Ice Cube。因此這張專輯有濃厚的Ice Cube/西海岸放克風格，在Del眼中這張專輯被表哥過度干涉。儘管風格已與Del所期望的不同，但歌詞沒有涉及傳統的西海岸幫派主題，而是描繪乘坐公車或那位總是佔用你沙發的狗肉朋友的話題，題材廣泛，讓專輯在歌詞上既有趣又多樣化。作為一位MC，Del與Ice Cube是完全對立的。他們的饒舌風格其實差別不大，但歌詞完全不同。
表兄弟
專輯名是對專輯中George Clinton樣本的致敬，聽感上有足夠的變化來抵消任何節奏上的疲勞，尤其是如果你懷念地下嘻哈的時代（那時的地下嘻哈意味著Rawkus Record）
「我很壞，但也不算那麼壞。」
The Fugees - The Score
1996 年：這一年標誌著美國東岸嘻哈與西岸鬥爭的巔峰，幾位未來幾十年將主宰嘻哈音樂的藝術家首次登場，以及“主流”與“地下”之間戰線完全劃定的最後一刻。而同時間西方世界以外，發生了兩起史上最可怕的大屠殺，1994的盧安達大屠殺—八十萬名盧旺達人民喪命。1995 年裡短短的12 天，8000 名波士尼亞穆斯林男子和男孩在雪布尼查遭遇了相同的命運。《The Score》在這樣的世界中出現，無所畏懼、無愧於心、大膽且史詩。
專輯名稱《The Score》源於短語
「settling the score」（了結恩怨）。
Albert Murray，著名音樂評論家和作家，對藍調寫道：「藍調的即興演奏完全符合、適合那些難民、逃亡的奴隸和冒險英雄的需求。他們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即興的動態，這些動態等同於即興演奏，即展現你個人最佳狀態的斷裂。」這樣用在Fugees也是再適合不過，藍調、雷鬼與嘻哈之結合，獻給「全世界難民」的音樂。即使專輯有幾段輕鬆的、搞笑的段子，但它整體仍是充滿莊重和悲傷的氛圍。這是來自曾經歷或忍受重大創傷的人的音樂。我相信，這種天才只能來自於痛苦之地。
90年代是一個主要電台和媒體積極推廣、慶祝物質主義的嘻哈音樂的時代，這使得像《The Score》這樣的音樂更難突破。那段時期充斥著由外部人士——特別是追求爭議的媒體，火上加油的八卦。而 Fugees 成功穿越了這層有毒的濃霧，向世界展示他們的嘻哈風格是商業上可行的。即使他們的潛在訊息和 Malcolm X 的演講一樣激進，Fugees 將抗爭偽裝成藝術，就像被奴役的非洲人曾經通過舞蹈來隱藏武術一樣。歷史上幾乎沒有其他專輯可以在BBQ派對、舞池和抗議前沿上都飽受喜愛；幾乎沒有其他專輯能夠在如此壓迫又激進的時代裡，給黑人舒適感還有優越感。
幫派文化主導的90年代中期，Fugees的突破性專輯《The Score》如同一股清新的空氣，一刻探討愛情，下一刻則號召對抗不公，標誌著另類嘻哈的復興的開始。吸引了數百萬沉寂的嘻哈聽眾，他們的抗議歌曲通常尖銳，但又充滿了悲憫和人性，無論是攻擊警察中的種族偏見《The Beast》，抨擊暴力姿態背後的不安全感《Cowboys》，還是揭露許多西半球黑人無法追溯其家族根源的問題《Family Business》。《The Score》將這些人，所有最被看不起的人的形象，重塑為神話人物。
Fugees在雷鬼音樂中的根基為他們的歌曲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以及比當前嘻哈中許多作品所顯現的金錢至上倫理更為豐富的基本哲學。《The Score》並沒有聖潔化地描繪貧民區，而是將其描繪成一神話般的風景——總是變化不定、略顯奇幻，並充滿靈感。不僅能激發自豪感，也帶來悲傷。
《The Score》展現出的批判性來自他們作為美國的種族主體和海地難民及流亡者的交織經歷。Hill 形容這是一種“混合了米飯和豌豆、少量的蔬菜，還有芒果和西瓜”的音樂。《The Score》在 1996 年取得成功時，Hill 創立了 Refugee Project，一個旨在促進勇氣、和平、紀律、信仰、力量、決心、智慧、卓越、服務、知識和愛的計劃。為海地難民籌集資金，資助了旨在為肯亞和烏干達社區提供潔淨水源的項目，資助內城貧困兒童的努力，縱然從這張以後 Fugees 開始分道揚鑣，但其後帶來的影響已遍地開花。
De La Soul - 3 Feet High & Rising
1989年，紛紛擾擾、逞兇鬥狠的嘻哈世界，Public Enemy宣揚正義、幫派生活的N.W.A正當道，然而在這時有一群人開始掌握了Marley Marl 發現的取樣技術，將嘻哈音樂從自卑情節中解放了出來。
在嘻哈中成為與眾不同的人是可以的強烈聲明
《3 Feet High and Rising》是 Z 世代中最受歡迎的專輯之一，原因來自其曾經的稀缺性：De La 大部分的專輯直到一年前才上架至串流音樂服務，甚至本張黑膠在過去幾年是絕版狀態，一張可高達好幾萬台幣的價值。這一切，有很大一部分都源自上述取樣的發現，De La 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Sample，經統計共取樣了200首歌，所以當後續取樣技術與法律問題搭上線後，本張最終因複雜的音樂版權問題而無法在任何地方上架。
成立於1988年，成員來自紐約長島包括 Kelvin Mercer (別名 Posdnuos 或 Plug One)、Dave Jolicoeur (別名 Trugoy 或 Plug Two) 和 Vincent Mason (別名 Maseo 或 Plug Three)。這三人在高中時組成了 De La Soul，這個名字直接翻譯過來就是“來自靈魂”，他們很快憑藉一首名為《Plug Tunin'》的示範錄音帶吸引了製作人 Prince Paul 的注意。三個來自紐約長島的黑人小孩唱著關於失去童貞、頭皮屑等瑣碎，間接投射出一和平與和藹的縮影，努力在苦悶生活中尋找著樂趣，這不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嗎？專輯的製作人Prince Paul 鼓勵 De La Soul 盡可能多地嘗試新事物，不要害怕犯錯，正是這種天真無邪和解放的態度賦予了《3 Feet High and Rising》絕對的魅力。
MF DOOM - Operation Doomsday
極端解離的饒人，浮動的符號與面具
在1999年，某間即將被市場淘汰的小型唱片公司Fondle ’Em發行了一張專輯，其封面藝術是漫威的末日博士專注地盯著麥克風，草率的傳統美漫風格。1980年代R&B、美式漫畫和獨特韻腳的混搭。就像DOOM從頭重新創造嘻哈，丟棄之前的一切，以便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他的怪癖。
MF DOOM—本名Daniel Dumile。最初以KMD的一員出道，這嘻哈三人組包括他自己（當時化名Zev Luv X）、Onyx the Birthstone Kid，以及他的弟弟Subroc。在第二張專輯《Black Bastards》即將發行之際，Subroc在一場車禍中喪生，而無情的Elektra Records立即將KMD解約。在這段事業與親情皆失的悲劇獨角戲結束後，Daniel隱姓埋名與抑鬱對抗。這段時間與自己陰影的拳擊賽結果勝出的是──被自己重新塑造出來的嘻哈超級反派，誓在重生成唱片公司們的惡夢，並開始在開放的酒吧、咖啡廳以及任何願意接受他的地方演出，作為MF DOOM 登場，這個名字靈感來自於漫威漫畫的末日博士，末日博士由於一次實驗意外毀容，所以給自己戴了一副金屬面具，象徵其非人性化的一面，與MF DOOM聽似面攤的聲音相呼應。
Dumile經常用第三人稱在歌詞中談論DOOM，提醒聽眾DOOM只是個敘事者，而他自己Dumile，是作者。由於Dumile從不摘下面具或以Dumile的身份公開露面，這個面具動搖了兩者的穩定，扣回饒舌誇大與張揚的本質，無論饒舌歌手怎麼努力縮短他們在音樂中的Persona和真實自我之間的差距，DOOM則大玩了表演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感。DOOM也很自知的讓”假MF DOOM” 在各種場合對嘴唱，代替自己上場。
他建議：“聽音樂，不要期待見到什麼。你永遠不知道你見到的是誰”
DOOM的韻腳與取樣縱然也獨樹一幟，然而其歸類在意識饒舌一派最終根基在玩弄影視作品與角色之間的微妙聯繫。一下是末日博士；是哥吉拉的三頭怪獸King Geedorah；是末日博士出事前的Viktor Vaughn，這些作品中的角色際遇與MF DOOM身棲的美國黑人社會最終以非常隱晦的線牽在一起，透過直接取樣影視作品中的橋段，以及DOOM形似註腳的詞彙，一游移不定《Operation: Doomsday》被譽為一張地下經典專輯，確立了MF DOOM在2000年代初至中期地下嘻哈界中的地位。這張專輯對當代地下饒舌和獨立嘻哈藝術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Tidal上，Dylan Green和Donna-Claire Chesman稱這張專輯為「所有地下饒舌的教科書」玩世不恭的態度相襯自己超級反派的形象，“在這裡的任何人都可以戴上面具，成為Villain”，這裡所說的Villain，是唱片公司的惡夢；是社會信條的革命家；也是饒人誇耀不實的虛我和本我的符號小丑。
“他希望在演出後迅速躲回後台，摘下面具然後混入人群，手握啤酒——為自己的作品鼓掌“
“Only in America can someone make a healthy buck/and still be in self-destruct”
“Rhyme for the kids who don’t want to be stressed/By the stress of their parents and the B.S. they profess”
將美式卡通、癮君子的低俗幽默、哥吉拉和糟糕的科幻片片段混合在一起，Scooby Doo的“Zoinks!!”樣本與Sade和smooth jazz循環搭配，一張聽得出心裁的lo-fi臥錄作品，DOOM通過獨特的韻律和風格來挑戰傳統嘻哈的規範，言下之意其韻腳常常出人意料之外，這也是MF DOOM有意為之，他會刻意在句子的最後填空—填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韻腳。從而反映出對現實的批判和對自身角色的深刻認識。
人類歷史演進的最大驅動力，即是反派們
Ambrose Bierce
90年代中期至晚期嘻哈市場迷戀南方的味道像是Pharrell、Timbaland、OutKast，同時的地下嘻哈更多地與自白式寫作、描繪內心折磨的藝術家共鳴，而非過去的街頭幫派生活。再加上許多MC例如Insane Clown Posse這樣的程度，戴上越來越怪異的面具來痛快地爆噴他們內心的不政確與不滿。然後，Eminem融合了這兩種風格使之變得有利可圖。Will Smith則面相白人聽眾背叛嘻哈靠攏偽善的市場終結了嘻哈黃金時代。
參考資料：
Breaking the Silence: The Fugees and "The Score" - George Lipsitz
“3 Feet High and Rising”--De La Soul essay - Vikki Tobak
